1930年1月5日　，毛泽东在古田复信林彪。信中总结两年多创建、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复信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信中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和革命形势作了科学的分析，说明了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道理。复信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指出：那种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观念是错误的；那种全国范围内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复信还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错误，指出：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这封信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